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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千人千面千诗******

　　访谈嘉宾：王山。作家、诗人、编辑家。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正高二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主编。

　　采访者：《重庆旅游》杂志 江月寒

　　江月寒：

　　您生于北京，长于新疆，如今回顾过往，这两个地方给您的诗歌创作之路带来了何种影响？

　　王山：

　　我约莫是五岁左右便离开北京，前往新疆生活、学习了。自第一次踏上新疆伊犁的土地，到现在竟然也有五十余年，想来亦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那些年去一趟新疆可不像如今这么简单。由于没有直达乌鲁木齐的火车，我得先去陕西西安转车，到了新疆后再换长途汽车，最终至少要耗费七天，才能抵达伊犁。不过，兴许也正是因为那会儿的车马慢，日头长，北京和新疆这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才足以在我心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印象中，北京的冬日虽然寒冷，但远不及新疆。还记得那段在新疆读书的日子，冬季总是格外漫长，零下10、20摄氏度的天气似乎占据了大多数时间。每每走在路上，我都觉得眼前是白茫茫一片，铺天盖地的皑皑白雪就这么朝我涌过来。自然，广博的天地给我的写作观、人生观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视角。祖国疆土辽阔，各方无论是自然气候、地理环境，还是风土人情皆差异巨大。面对万事万物，勿轻易衡量评判或随意下定义便是我始终坚持的理念。与此同时，还应怀揣着细心且开放的态度。正因如此，当我后来回到北京参与文学工作时，就不时会对一些“命题作文”感到无力。相比起“交作业”式的创作，我更钟情于能真正触动到内心深处的种种想法。

　　江月寒：

　　能否分享一下您印象深刻的诗歌创作经历？

　　王山：

　　那我谈谈《分界洲》与《空镜头》这两首诗。

　　《分界洲》

　　分界洲岛 其实

　　随波漂浮在

　　每一个人的心里

　　很大

　　也很小

　　不愿意看见

　　有时也很期待

　　碧空如洗

　　海

　　格外淡定平静

　　与无边的蔚蓝

　　近在咫尺

　　依然焦渴

　　天上星星一颗颗亮

　　半梦半醒半纯洁

　　海南陵水分界洲岛是气候的分界，也是海南人文，行政，地理的分界。

　　听说过分界洲岛的人不算多，它是一个位于海南陵水县的小岛，岛屿对面名为牛岭，被认为是海南南北气候的分界线。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即使“牛头”与“牛尾”只有大约几百米的间隔，也常常会出现“牛头下雨，牛尾晴”的自然现象。彼时，我站在海边，那无边的蔚蓝近在咫尺，却始终望不到头，竟莫名觉得有些焦渴。而后，联想到那座小岛独特的地理环境，更是触景生情。自然在冥冥之中创造了差异，或许，人们也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做出了选择，获得了不同。例如，一次志愿的填报、一份工作的签订、一幢房屋的买卖……细细想来，这就是人生的状态之一——含糊不清，于是我提笔写下了这首诗。另外一首诗《空镜头》，则是我去年应友人之邀前往北京天坛赏雪景时的创作。

　　《空镜头》

　　落雪时分

　　灵魂格外平静

　　纷纷扬扬

　　覆盖了隐秘的心事

　　雪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声音

　　突显万物的寂静

　　当然也寂寞 洁白

　　放眼望去

　　满目的空镜头

　　我看不到人迹

　　只找到了

　　620年前明代侧柏的感觉

　　一切终将老去

　　落雪亦如流水

　　当我突然想起

　　一位已再也见不到的友人

　　还有第二位

　　第三位

　　雪

　　依然在缤纷落下

　　如花瓣之雨

　　记得那天，我至天坛赏雪景并拍了一些照片，遇上了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瞧着雪花降落，本就有些伤感，随后竟还收到了一知心好友早已去世几月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再看那眼前游人如织的风光，竟一丝热闹都无法体味。后来，我将这首诗发至另一作家好友阅读，她竟说读得动情，想起了去世的老伴。我想，这便是诗歌给人的深层次触动吧。

　　江月寒：

　　的确，诗歌的力量就在于其背后深刻的思想力度。据了解，您如今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之职，请问您目前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王山：

　　早些时候，中国作家协会任命我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同时主持参与了换届相关工作。换届后，第四届理事会选举我为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目前，我在主持中国诗歌学会秘书处日常工作。学会的工作宗旨是服务大局，服务基层。

　　在我看来，诗歌不能躲在象牙塔，不能沉迷于小圈子的热闹，不能孤芳自赏产生没必要的隔阂。“破圈”，就是学会组织相关活动时一直坚持的原则。因此，前不久我们便以县级为单位，在当地组织诗人、诗评家进行诗歌诵读活动。诵读和朗诵完全不一样，诵读表演性较弱，入门门槛也相对低一些。相比于小说，诗歌的创作更少受到年龄、职业等等因素的束缚，因此也更容易获得全社会的接纳。

　　中国自古就有诗教传承的现象，学生、农民、工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品读优秀的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最终在潜移默化中为诗歌事业呈现出别样的风格以及更丰富的样貌。同时，学会也联合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等单位，启动“新时代大学生诗歌行动五年计划”，并与快递物流行业进行诗歌宣传联动，在快递盒上印上诗歌。诸如此类的活动，都是为了让诗歌发展取得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共鸣与共识。

　　江月寒：

　　在您看来，地处西部的重庆相比起国内其他地区，在诗歌文化发展方面有怎样的特色？

　　王山：

　　早年在《文艺报》工作时，我时常在全国各地跑，那会一周就要来一次重庆。我非常喜爱重庆，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独特的山城风光，还因为重庆人。同重庆的女士一起吃饭时，特别能够体会到何为“风风火火”：我只能喝喝啤酒，她们却大多能喝白酒。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也许是重庆诗人的一种普遍性格——耿直、敢爱敢恨。不过，我向来对贸然的地域性定义有所保留，毕竟文学创作讲究的就是千人千面，个体的创造性往往是大于共性的。每位诗人、作家都各有特色，从而造就了百花齐放的理想世界，也才有了我们这些幸福的读者。

　　以我个人为例，我挺喜欢华万里、梁平、李海洲、李元胜、王顺彬、蔡书清和金铃子这几位川渝诗人的作品。他们的创作风格不一，但我就是喜欢。我喜欢他们的祖辈，喜欢他们的为人；喜欢他们的长相和声音，喜欢他们的机智与幽默，喜欢他们的诚恳与狡黠，喜欢他们的视角和表达；喜欢他们既君子又“流氓”的做派，喜欢他们的勇气和骨气，喜欢他们和我一样或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就是真的喜欢。欣赏诗歌，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化”。

　　江月寒：

　　您提到喝酒，世间似乎也少有不爱酒的诗人。您此次受邀参与“2023梅见诗歌之夜”，能否请您谈谈对于诗与酒的理解？

　　王山：

　　诗与酒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趣的是，它们都不是人类的生存必需品，但却是灵魂与内心的最佳补给。“2023梅见诗歌之夜”能够将这二者相结合，其中展现的文化情怀实属珍贵。诗歌创作中的思考、情感、形象是可以交融的，一个企业的商品或者说经济、社会价值，自然也可以和文学相通。因此，虽然我并非嗜酒之人，但对于江小白及梅见青梅酒这个品牌，包括由梅见支持拍摄的“重庆派诗人团”百部短视频，我都抱着极其敬佩、欣赏的态度。

　　江月寒：

　　您认为“重庆派诗人团”的拍摄，对于重庆的诗歌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王山：

　　据我了解，“重庆派诗人团”的拍摄正如中国诗歌学会与各单位联合开展的诗歌活动一般，联合了多方力量，最终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场历时四个月的盛会，宛如一卷精彩纷呈的“重庆诗人群英谱”，引起了诗歌界的强烈反响，获得了广泛传播。重庆诗人们全面且真实的影像，通过重庆好故事影业有限公司的精彩拍摄得以留存，颇具文献价值。

　　在观赏这些视频的过程中，我还留意到其中有部分诗人选择了用方言进行诵读。我十分赞同这种多元的诗歌表现形式。普通话当然是一个交流的好工具，但从文学角度来说，方言更有利于诗歌的多元发展。视频里，诗人们的读音、用词、状态各有不同，整个画面及氛围均被营造得生动有趣，展露出了山城独特的地理风貌以及重庆诗人的创作热情，意义非凡。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时代，还有这样一群忠于文学，热爱文学之人，实属难得。我认为，文学可以服务于大众，但不能投降于乌合之众。文学界、诗歌界需要拥有如此深度及广度的创作者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学水平方能得到持续提高。

　　江月寒：

　　在此预祝您此次的重庆之行愉快圆满。采访最后，能否请您分享一首您创作的与重庆有关的诗歌？

　　王山：

　　谢谢！遗憾的是，近来我并没有以重庆为主题的创作。不过，我在此向读者们保证，此次前往重庆，我一定会“交出作业”，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是一个容易触景生情的人，期待遇见重庆江津，遇见梅见。

　　此访谈原载于《重庆旅游》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